杜威和陶行知都主张教育要跟生活结合，但杜威更强调“做中学”，让学生动手实践；陶行知则把中国农村实际加进去，提出“生活即教育”。两人都反对死读书，但杜威的实践是学校里的实验，陶行知直接去农村办学校。比如杜威1919年来中国讲学，影响了北大、清华这些大学；陶行知1927年办晓庄师范，教农民孩子认字种地，两人都重视实践，但地点和方法不同。

杜威的“做中学”是跟美国工厂制度一起来的，他写《民主主义与教育》里说“教育即生活”，但没具体说怎么结合中国农村。陶行知在《中国教育改造》里明确说“生活即教育”，1927年创办的晓庄师范有2000多个学生，教种地、砍柴这些活，跟杜威在纽约办的小型实验班完全不一样。杜威的理论被北大教授胡适、蔡元培接过去，而陶行知直接带着人去安徽、江苏农村办学，两人都反对填鸭式教学，但陶行知把实践搬到了田间地头，用“小先生制”让学生互相教，这跟杜威的课堂实验完全两码事。比如陶行知办育才学校时，学生每天要劳动4小时，杜威的实验班只做课堂手工，这说明陶行知更接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