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代发模式下被告侵权案件的核心法律判定标准在于经营者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从近期多起司法案例来看，法院普遍认定即便采用无库存的代发模式，经营者仍需对商品知识产权合法性承担审查责任。例如覃塘区法院2025年判决的小王玩具侵权案中，虽然被告提供了第三方供应商的下单记录，但因未能举证证明商品合法来源且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最终被判赔偿2万元；类似地，泉州中院2024年审理的"老倪"药膏案中，淘宝店主陈某虽提交了阿里巴巴采购记录，但因未核实供货商资质，仍需赔偿6000元。这些判例表明，合法来源抗辩的成立需要同时满足客观证据链（如正规采购合同、发票）和主观注意义务（如审查供应商授权文件）双重要件。

上述司法实践的形成具有深刻的法律逻辑和现实必要性。从法理角度分析，根据《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经营者主张合法来源抗辩时，必须提供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商品系合法取得，且其注意义务程度需与经营规模、专业程度相匹配。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案件约54.3万件，其中电商平台纠纷占比达21%，而"一件代发"模式引发的侵权诉讼在电商纠纷中占比超过35%，这反映出该商业模式存在较高的法律风险。从物流供应链视角看，代发模式使得商品流通过程呈现"消费者-平台店主-代发供应商-生产商"的多层分离结构，经营者往往难以追溯产品真实来源。例如在丽水市2024年查获的假冒"意尔康"鞋类案件中，侵权团伙通过伪造授权文件在多个电商平台发展下级代发商，导致最终销售者无法提供有效合法来源证明。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表明，约68%的代发纠纷源于上游供应商提供虚假资质文件，而83%的被诉经营者承认从未实地考察过供货商。这种供应链透明度缺失的状况，使得法院在裁判时更倾向于要求终端销售者承担严格审查责任。当前司法实践通过判例明确：代发模式不能免除经营者的知识产权审查义务，这既是对权利人的必要保护，也是倒逼电商生态规范化的重要举措。建议从业者建立供应商白名单制度，定期核验授权文件，并保留完整的交易凭证，方能在纠纷中有效主张合法来源抗辩。